1983年第2期的《十月》杂志发表了作家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迅即在文坛内外引发热烈反响。小说表达了作者对于学校与家庭教育的细致观察与独特思考，塑造了16岁女中学生安然的鲜明形象，她的身上既带有时代的痕迹，也闪耀着未来的光芒。人们不仅喜欢这篇小说，也喜欢小说中敢于挑战陈规的主人公，使得她穿着的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风靡一时，成了一种时装，满大街穿着红衬衫的少女构成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今天，小说中所反映的20世纪80年代新一辈人的理想与追求、希望与欢乐、独立与奋斗仍在激励着当代青年。

  “安然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富于童真美和时代色彩的难忘的形象”“她找到了适合于她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积蓄的空间。这就是，寻求生活中真善美的存在，讴歌美好的灵魂”“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发表于《十月》杂志1983年第2期。小说一发表，即刻引起广泛的反响。《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相继转载了这篇小说。不少报刊很快组织发表了评论文章。小说发表仅一个月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就在“新作短评”栏目中推介了这篇小说。于建在文章中说：“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安然是相当年轻的一个。”“这里，没有被扭曲被压抑的畸形心理和表现，一切都很简单、自然、透明，虽然还显得幼稚，却是美好与真诚的。生活需要想象，需要发现，需要创造。新的一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通过个人的思索，在新时代中取得人生的教益。这就是安然这一艺术形象给予我们的启示。”《光明日报》也很快发表了毅歌的《别有一种韵致——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一文。刊发该小说的《十月》杂志在相隔几月后的第4期上发表了雷达的《敞开了青少年的心扉》一文，雷达认为：“像把一个中学生的心理的真实性写得这么充分的作品还不多见。”当代文学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也在当年发表了杨志伟的《美——在于真诚》，称这篇小说是“一部有很大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的作品”“一部有真实生命的文学作品”。社会上的反响也许比文学界的反响更为强烈。小说发表后，本人就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有一位中学生在来信中说：“当我看完了您写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时，我哭了。我感到，安然就是我呀！平常，我总是认为没有人理解我，但现在我认为有一个人理解了，那就是您——我最尊敬的姐姐。”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社会反响持续了好几年，这当然离不开它被改编为电影的缘故。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年轻女导演陆小雅无意中在《十月》杂志上读到这篇小说，觉得小说传达出的情绪与自己当时的心境特别相通，便专程到河北保定找商量，要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爽快地答应了。陆小雅从读小说时就认定了这不是单纯地写中学生的作品，因而她要拍的绝不仅是一部给中学生看的青春片，而且是一部给成年人看的电影，她要向观众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民族需要什么样的后代？”电影取名为《红衣少女》，1985年在全国上映，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夏衍先生看了这部影片很喜欢，给予了高度评价：“安然不是50年代，也不是70年代的少年，而线年代的一个典型。她不盲从，也不信说教。当前的中学生确实有自己的看法，遇事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她不接受社会上的旧风俗、旧习惯，是一种开放型、积极型的典型。她善良、纯洁，但她又有不迷信、敢碰硬的精神。她爱她姐姐、父亲，但姐姐、父亲做了她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她也敢于反对。我喜欢这样的青少年，我认为有了这种性格和勇气，中国的‘国民性’才能改造好，中国的民族才能复兴。”

  许多女中学生把影片中安然的形象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安然穿的红上衣也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时装样式，被命名为“安然服”——没有纽扣、背后带一根长拉链的大红衬衫。拍电影时，剧组设计了好多种式样，但都不是想象的效果。直到有一天，饰演安然的邹倚天穿着妈妈做的红衬衫出现在面前，眼睛一亮，马上把式样定了下来。

  后来回忆：“当年的一些报纸特为这部作品开辟专栏供读者畅所欲言；多家电台也连续播出这篇小说；我亦见过南方一些城市的服装店门口高悬着招牌，上写：‘安然服已到货！’安然即是这小说的女主人公，一个十六岁中学女生，安然服则是她在学校穿的一件稍显‘先锋’的衣服。许多与安然年龄相仿的中学生读者给我来信宣称她们就是安然，许多成年男女给我来信说他们是多么留恋那曾经有过的‘安然时光’。”导演陆小雅也曾回忆，当年影片上映时，有很多成年人看得直流眼泪，他们对陆小雅说：“你赚了我们的眼泪。”陆小雅听了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他们明白了她的心意，她拍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就是要通过安然的独立人格和感到的困惑来帮助这一代人进行反思和反省。

  小说中的女中学生安然给人感觉非常真实。人们也许奇怪，又没有当过中学老师，怎么这么熟悉中学生呢？其实，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以自己的妹妹为模特儿塑造的。的妹妹比她小六岁，当时正是一名高中生。甚至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她与妹妹共同完成的。据说在写作过程中，她还与妹妹一起切磋。最初给小说起的题目是“神圣的十六岁”，后来还是与妹妹共同商定了这个充满色彩的标题：“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妹妹是一对好姐妹。她作为姐姐，对妹妹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小说中的安静就是这样一位好姐姐。安静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妹妹，她长大后以此为荣：“尽管那时我也是孩子，我也需要人的保护，可是想到我能去保护一个人，这又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呀。”

  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小说虚构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往往在的思绪中浑然不分。比方说，她在小说中写安静寄居在外婆家，后来妈妈又把妹妹安然送过来。这些描写几乎直接搬用了和妹妹小时候的经历。她在《影记》中为妹妹儿时的一张照片写下了这样的说明：“拍此照一年前我们在保定分手，一年后我们又在北京相聚了。原来她在干校成了革命队伍的累赘，领导才让母亲也把她送来外婆家。我们刚见面时，她头上沾着妈妈们集体宿舍草铺上的草籽，跟北京外婆这个四合院显得很不协调。”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是这样出现在安静面前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她穿着一身辨不出颜色的棉衣，穿着一双紧挤着脚的单鞋，焦黄的头发上沾着干校草铺上的草籽儿，脸蛋儿叫野地里的风给吹得粗糙、通红。她就那样跟在妈妈身后走进了外婆的四合院落，扑进了我的怀里。”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是安然的姐姐安静。这样的叙述使得作者能以一个同龄人的身份来表达对一位中学生的思想、心理、行为的理解。安然无疑是一位可爱的女孩子。她直率、真诚、开朗、热情，学习认真刻苦。但她又有不少“毛病”，按照社会对一名好孩子的要求来衡量，她的“毛病”还不少，比如说她不顾任何场合，直率地发表自己与长辈甚至老师相左的看法，她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她还公开显示自己爱美，穿一件前边没有扣子、后边一条拉链的红衬衫……这样的女学生显然不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所以小说里安然的班主任老师韦婉会说，要帮安然把路子走正。但是，在老师眼里成问题的学生，在笔下却十分可爱。

  毫无疑问，小说触及了学校的教育目标、价值观念、行为标准等，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而这种社会意义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议论。谢望新在评论《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时，主要是从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来立论的，他说：“她们对传统的某些做人标准、价值观念、道德信条提出了挑战，她们更愿意正视现在，按照现实时代的发展信息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确立立世做人的准则。因而，脱俗（世俗、流俗和庸俗习气），独立不羁，不随波逐流，不投机取巧，讲信用，重情义，求实（重价值）而不图虚假（重名利），保持人格的尊严和完整，是她们的特质。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是特别难找到这类在思想意识和境界中‘抗衡’型的人物的。”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表述更有代表性：“《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较大的生活容量和思想容量，把眼前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集中到十六岁的中学生安然身上，以敏锐的艺术触角发现她身上蕴含的美好素质……她同老师、同学、父母、姐姐的一系列矛盾纠葛，集中表现出生活中新的力量同旧的价值观念的较量。安然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富于童真美和时代色彩的难忘的形象。”

  “她找到了适合于她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积蓄的空间。这就是，寻求生活中真善美的存在，讴歌美好的灵魂”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一发表就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当时的大部分小说侧重于从社会层面进行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家庭、校园中的日常生活。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和我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不仅“逛商店”，还“聊天”，把两个最具有日常性的生活情景重叠在一起，就像在入口处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温柔的陷阱，读者掉进这个陷阱里，一下子就放弃了思想的沉重包袱。我们别忘记了，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仍在承担着思想解放的精神责任，但的这篇小说仿佛在对读者说，休息一下吧，让我们逛商店去，让我们聊聊天。小说的这种姿态给人类带来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和开心。

  这篇小说不仅将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意义。安然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子，她的快乐就来自日常生活，她有滋有味地沉浸在日常生活的阳光之中：“她喜欢在一定距离内，毫无顾忌地对着你说，也希望你像她一样对着她说。她还喜欢什么？喜欢快节奏的音乐，喜欢足球赛，她知道马拉多纳在西班牙一蹶不振的原因，还知道鲁梅尼格为啥不参加意大利的‘尤文图斯’俱乐部。喜欢黄梅戏（怪事儿），喜欢冷饮，能一口气吃七支雪糕。喜欢游泳，喜欢读短篇小说，喜欢集邮，喜欢练习针灸，喜欢织毛袜子（仅仅织成过半只），喜欢体育课上的跳‘山羊’，喜欢山口百惠。她打开录音机，随着山口百惠朴实、动情的歌声，抄下中文的谐音……”小说的基本情节都是围绕安然在家庭和学校的日常生活展开的，其中有矛盾冲突，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冲突，比如父亲和母亲会为了熨衣服而爆发一场争吵，安然会因为大家不把她当女孩看而躺在床上哭，也有安然穿上样式新颖的红衬衫带来的烦恼，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琐事，按照过去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杯水风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文艺浪潮下，写杯水风波曾被作为是修正主义的写作方式，受到过狠狠的批判。新时期以来的拨乱反正固然否定了这种批判，但否定的理论前提是：小事琐事背后都折射着大观念。这成为中国作家一种潜在的写作原则，任何小事都必须赋予其重要的意义，否则就不能作为写作的对象。所以我们读新时期文学早期的作品时能发现，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往往被作者包裹上一层思想外衣，或者给出某种象征、比喻的暗示。并没有按这种写作思维去写日常生活，她不给她所写的日常生活套上某些大观念的帽子，她在叙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暗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它本身就具有存在的意义。这恰巧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对当时小说创作格局的突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突破了单一化的宏大叙事格局，将日常生活叙事引入小说场景之中。

  在这篇小说中的突破之举在当时是引人注目的。著名诗人流沙河也写过小说，他看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之后特别惊喜，觉得的小说写法是一种很陌生的写法，完全颠覆了他心目中多少年来固定的关于小说的定义。雷达也探讨了在小说叙述上的突破，将其概括为关注“平凡中的奇异”。他说：“小说没有故事可言，全是细节砌成的，除了平淡还是平淡，可是它像吸铁石一样地能够吸住你。”正是这样一种写法，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雷达进而总结了的创作：“她还是找到了适合于她的创作个性和生活积蓄的空间。这就是，寻求生活中真善美的存在，讴歌美好的灵魂，皱着眉头看灵魂的被玷污，努力寻找净化灵魂的途径，含着微笑，盼望着真诚的光芒，照亮生活的各个角落。”然而，也有一些评论文章对《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提出了批评。比如，认为这篇小说对“人物形成独特思想性格的社会环境”的描写“还比较薄弱”，没有站在更高的思想高度上，表现出“在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党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榜样”。显然，这样的批评立论完全是把宏大叙事作为小说的唯一叙述法则来对待的，因此没有办法接受像《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样完全写日常生活的小说。

  能够跳出当时流行的小说叙述模式，大胆地把日常生活引入小说叙述之中，这缘于她对日常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她的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她是以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去看待日常生活的，越是小事琐事，她越是能发现其中感动人的细小颗粒。王蒙最早发现了的这一特点。1985年，王蒙写了一篇读小说的文章，标题就是《香雪的善良的眼睛——读的小说》。王蒙的文章是从的成名作《哦，香雪》谈起的。他认为，的善良从她开始文学写作时就反映出来了，像香雪这样有着善良、纯朴心灵的人物是为数不少的小说中的核心人物。王蒙说，从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不是都或隐或现地看到香雪的一双善良、纯朴、充满美好的向往，而又无限活泼生动的眼睛吗？在描写青年的与青年写的作品里，这样的目光实在是凤毛麟角！那些作品里，出现在我们的读者面前的，多半是一些批判的、受过伤害的、深沉痛苦有时仍然是热烈执着、有时是冷峻严肃、有时甚至是‘不怀好意’的眼睛。”王蒙的话不仅指出了香雪的善良在写作中的意义，也指出了的善良之心在当时文学写作中的意义。

  家庭对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是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家庭。父亲铁扬是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从小就在父亲的画架和画框间穿行，耳边经常飘逸着母亲弹奏的钢琴声，这种潜移默化中的艺术熏陶，对她日后的文学创作显然有着非常大影响。除了这种艺术氛围，还有必要强调家庭的民主性。的父亲有一个习惯，家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出抉择时，他就召集全家人举行家庭会议。事实上全家人就是四口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姐妹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作为长辈的父母并没有独断地行使家庭领导权，而是赋予女儿在家庭中同等的地位。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没什么禁忌和约束，的思想和性格得到了充分自由的生长；情感的交流也是顺畅、适意的，即使是父爱和母爱，也不会以一种施舍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的一些散文中，她描述了家庭的生活氛围，特别提到她的父亲，他是一位很会享受生活乐趣的父亲，即使在贬抑个人乐趣的时代。在《面包祭》里，谈起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但他请病假长期不归，还把寄居在外婆家的两个女儿接回家，回到家就“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刷房、装台灯、做柜子、刨案板，翻旧书旧画报，还研制面包”。在那个食品非常匮乏、生活非常单调的年代里，父亲突发奇想，尝试烤面包，他自制烤炉，翻看旧画报上有面包的图片，到食品厂求教，在终于烤出松软的面包后兴奋地让全家分享成功的喜悦……在这样的家庭中，会得到全身心的放松，会培养起对生活的极大热情。而这种热情贯穿在她今后的写作中。这就决定了，当以家庭生活和生活情趣为写作对象时，会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自在，就像我们在《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所看到的。

  是一名热爱生活的女性。虽然她后来的经历大体上是平稳的，没有大的挫折，但她也遭遇了不顺心的事，包括工作和情感。然而这并不影响她对生活的热爱，她始终充满热情地去体会生活的情趣。这种生活态度决定了对文学世界构建的方式。她虚构的文学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是互相连通、互相渗透的。这既是她的基本写作方法，也是她的文学认知。她在一篇回忆在《花山》做编辑的散文中有过这样的议论：“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第一步是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所以我们读的小说，能从中发现一个隐藏着的真诚的自我。另外一方面，她在写作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表达自己所获取的生活情趣，愿意和读者分享，这就仿佛是在善良之心的底色上铺一层明媚的阳光。

  因《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而出现的“安然服”，当年曾是少女们的时装，但在今天争奇斗艳的服装面前，它显然不时尚了。尽管如此，《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艺术魅力依然不减。今天的读者只要接受了小说所传达的敢于追求生活情趣的意旨，就能够创造出代表今天风尚的“安然服”。